广州中山大学南校区康乐园东南区1号，在这栋百年建筑里，一代大师陈寅恪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20年……
在战争中颠沛流离
1925年秋，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先后受聘于此。1926年8月，陈寅恪告别长达16年的海外游学生涯，从德国回来，抵达清华园，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的最后一位。陈寅恪时年仅36岁。
但是，仅仅一年后，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陈寅恪教授作为他的同事与好友撰写了碑铭，这即是中国学术史上不朽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碑文抒发了思想自由之真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碑文自此成为学人道德文章的至高追求。
随着王国维跳湖自尽，梁启超随后病逝，赵元任准备出国讲学，清华国学研究院唯剩陈寅恪苦苦支撑。1929年7月，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布解散，仅存4年。
国学研究院解散后，陈寅恪转而为清华大学历史、中文两系合聘教授。他讲课时不仅本校学生和外校学生来旁听，就是清华本校教授朱自清、吴宓与刘文典等也常来旁听，“教授的教授”美誉自此流传。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的沦陷，使得陈寅恪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转徙生活。全家从北京出发，几经辗转，来到昆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临时合作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授课。
1939年春，牛津大学拟聘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其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陈寅恪由于不习惯昆明的高原气候，时常犯病，便离开昆明经河内到香港，准备全家赴英伦。但因旅费难以筹集，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遗憾未能成行。
此后，陈寅恪在广西大学授课期间，曾冒被轰炸的危险经湖南衡阳到粤北石坪，在迁至该地的中山大学讲学数日。他当时没有想到，这只是自己与这所大学缘分的开始。
抗战结束后，陈寅恪复到清华大学教书，直到1948年底离开。期间，他也曾去英国医治眼疾，却是无功而返。此后，眼疾伴他终生，生命后期几乎双目失明。
靠口述艰难完成巨著
1949年1月16日，陈寅恪抵达广州，住进岭南大学西南区52号，开始在岭南长达20年的生活。当时，解放战争仍在继续，广州尚未解放。国民党赴台湾前曾有“抢运学人”计划，他们对身在广州的陈寅恪自是念念不忘。
国民党战时内阁教育部长杭立武许诺，只要陈寅恪离开广州到香港，就给10万港币和新洋房。最后，杭立武到了几近哀求的地步。但陈寅恪态度坚决地要留在岭南大学，并对人说“何必弃父母之邦”。
从上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陈寅恪视力严重衰退，只能略辨光影，学校专为他修葺白色水泥路，涂上白漆，以方便他辨识，还在他房屋东侧的路口设了一道护栏。当年，学校对知识分子的苦心由此可见一斑。
陈寅恪记忆力惊人，通过自己口述，让助手黄萱记录，从1953年末开始，仅用半年时间便完成6万多字的《论再生缘》。知情者称，陈寅恪写《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的过程基本是这样的：陈寅恪开具书目，黄萱到图书馆找到图书，拿回来念给陈寅恪听，陈寅恪边听边思考。第二天，他将自己前天记在脑子里的想法口述给黄萱。随后，黄萱再读给陈寅恪听，加以修改，最终定稿。
晚景凄凉：弥留之际泪流不语
1957年，全国性“反右”斗争开始，陈寅恪虽谨小慎微、如履薄冰，也未能幸免。大字报对其口诛笔伐，有学生称他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误人子弟”，这深深刺痛陈寅恪的心。他愤而致书中大校长，提出“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从此告别讲台生涯。
1962年6月，陈寅恪入浴时滑倒在家中的浴盆里，摔断右腿股骨，住院近7个月，股骨仍不能长合。当时，中山大学为他配备了3名护士进行护理。“文革”开始后，护士便被撤走。陈寅恪终日躺在床上或在木椅上静坐。但其巨著《柳如是别传》在1965年完成，煌煌80余万字。
1966年，“文革”蔓延到中山大学。信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陈寅恪，难以幸免：工资停发，存款冻结，东南区1号楼被大字报覆盖。后来，陈寅恪全家被赶出东南区1号，惨居一平房之中。据说，红卫兵在他的床头安装了大喇叭，以便每次播音时都可以使他受到惊吓。最后，陈寅恪吓得一听见喇叭响就尿裤子。
陈寅恪的女儿陈美延回忆：当时批斗陈先生时，只能抬了，他不能动。“我们很害怕，如果抬出去，肯定活不了。但后来没有来，原来刘节先生代他去接受批斗了。”
刘节是陈寅恪早年在清华时的弟子，当时是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节代老师陈寅恪接受去批斗，造反派粗暴地殴打刘节，还问他有何感受？刘节说，能够代替老师接受批斗，感到很光荣。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他79年的人生历程。11月21日，夫人唐篑也随陈寅恪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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