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本身所需的角度
1、 纯科学真空和连续性破坏（两因论”）
2、 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主要是工匠文明
中国古代的技术基本上都是经验技术，属于工匠文明，并且形成了强大的惯性，成为了一个无法逾越的文化形态。没有系统理论和基础学科支撑的民间发明很难发展成为近现代科学。
3 、科技结构自身缺陷制约着中国科技的发展
中国古代科技过分强调实用性，很少理论探讨，没有严密的逻辑体系，科技的传播和发展是封闭的，
4 、经验技术相对于科学技术的严重不足
钱兆华认为，科学和技术是两个内涵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由于科学与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因而它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而技术则不然；以经验为基础的经验技术与以科学为基础的科学技术存在着重大差异。到了19世纪，由于与科学结合在一起的西方技术在整个世界显示出了强大威力，迫使中国人最终抛弃了我们传统的科学，而全盘接受了西方的科学。那么为什么近代技术没有诞生在中国，而且一向先进的中国技术为什么又突然落后了呢？技术有两个来源：经验和科学。西方的近代技术是以实证知识的科学作为基础的，它们之间的结合是由它们各自的本质所决定的。是一种必然趋势。近代中国既然没有出现实证知识的科学，当然也就不会出现以它为基础的技术——科学技术。由于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一种前生技术、多生技术、知识技术和突变技术，因而其发展速度明显呈加速趋势，这样一来，它在很短的时间里超过中国缓慢发展的传统经验技术
5 、数学的不足
中国古代只把数学当作一门功利性的技巧，而并非一门学科来看，没有深刻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表面的经验发现和积累，更加不会用数学来对自然进行研究，所以中国古代对于自然的研究只能停留于定性分析，或是凭空捏造一个理论来符合有机的宇宙观，不能对事物进行定量分析。
6、 科学的两种基本元素的缺失
爱因斯坦曾指出近现代科学的两个基础是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科学实验发现因果关系，中国古代在这个方面处于完全缺失的状态，所以，近现代科学不会在当时的中国产生。在古希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发明了三段论等的形式逻辑，欧几里得发明了欧式几何，也是建立在形式逻辑之上的。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实验乃是确实性之母”名言使大家认识到并且开始时用实验的手段去发现验证因果关系。到了伽利略时代，伟大的伽利略结合了形式逻辑和实验手段两方面的利器，终于开创了近代科学的先河，在他的基础上，之后的牛顿将这两个基础继续发扬光大，建立了不朽的牛顿经典力学。
但是，据解答七（紫色文明-儒家全球化 [4] 等），欧洲近代科学的开始 – 尤其实验天文学（望远镜观察）恰好位于丝绸之路的南（意大利）与北（波兰），而且罗吉尔·培根正是在希腊炼金术与中国炼丹术的综合中形成了最早的实验方法，弗兰西斯·培根在其基础上总结出实验方法与归纳逻辑，还法国笛卡儿提出了数学方法与演绎逻辑，这两种建立起近代科学的方法论（见，实证主义哲学）恰不同于希腊的形式逻辑，并且，光的波动学说建立用的衍射方法正是中国的小孔成像实验（见，杨氏干涉实验等），物理学场的理论又影响了格式塔心理学，进而导致心理学的系统理论等发展。人类科技的发展本来就是一个前仆后继、彼起此落、继往开来的发展历程。
曾邦哲的观点
曾邦哲在20世纪80-90年代，提出近现代西方科学、工业革命与现代艺术是建立在中国科技与思想的基础上，如果没有中国的这些成就同样不会有近现代西方文明，所谓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明其实形成的是一种不同于古代希腊、罗马文明，还是已经融合了东方尤其中华文明的精华之后形成的一种地球文明-紫色文明的全球文化模式。从欧洲丝绸之路的南、北两端开启了近代天文学，罗吉尔·培根在希腊炼金术与中国炼丹术的结合中诞生了医疗化学实验方法；因而，提出中、西医学结合形成系统心理学等系统科学范式 [5] ，从而构成实验与系统方法二维度科学，并将在21世纪导致系统医学与系统生命科学、系统生物工程等时代的到来，同时于90年代末在国际上倡导系统生物科学的发展，21世纪伊始系统生物学与工程、系统医学等在全球迅速兴起。 依据曾邦哲的观点，解决难题的关键 是科学范式的问题。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丹皮尔的科学史等，以及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等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学科，即回答何为科学。通常所说的科学方法的诞生，指培根总结出了归纳逻辑和实验方法。不把科学是什么弄清，也就没法回答为何科学诞生在近代欧洲。古代欧洲和中国的成就了近现代科学发展的哪些元素，构成科学结构和产生科学范式的条件与要素是什么来源？
依据曾邦哲的观点，地球文明经历了三代文明，每一代文明都是对前一代文明的继承与进步，中国在公元500-1500年是当时地球上最先进的文明之一。地理大发现和全球化贸易，在欧洲产生了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形成了全球化文明；因此，李约瑟难题转换为第三代文明为何诞生在欧洲，中国如何转型到新的文明模式而走向全面现代化——后面这点就是钱学森之问。
首先，任何文明模式有形成、生长、繁荣与衰退历史或生命；其次，中华文明公元500-1500年的伟大成就是农业文明形态；此时的欧洲是中世纪政教一体黑暗时代，焚毁了希腊、罗马典籍；其三，阿拉伯帝国充当了东、西文化融合的桥梁——保存了希腊、罗马文化典籍，传播了中华科技——翻译成阿拉伯文，再翻译成拉丁文；其四，丝绸之路与马可·波罗等影响了欧洲开拓新的东方航线与文艺复兴；其五，近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模式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而不同于古代希腊、罗马也不同于古代华夏、中华的实验科学范式、人本主义等，儒家对欧洲的人文主义、文官体制建立是个很重要的方面 [1] [6] ；其六，欧洲从东欧、南欧与北欧扩张到环太平洋，东、西方文化再次融合形成系统生物学与工程的科技革命，儒商的兴起；其七，中国没有机会或不可能在强大繁荣的时期认识到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价值加以学习消化；其八，近代欧洲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宗教改革（见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儒家改革或新儒家是东方文艺复兴之道（见资治通鉴记载的背弃儒家伦理的教训案例）；其九，儒家本无偶像崇拜、禅宗也以悟道为宗，但明清末期导致了偶像崇拜化与体制封闭化；其十，留学欧美的华人科学家已取得世人瞩目的科技成就；其十一，“钱学森之问”指的是创造性精神、模式与方法，具体知识与技术总层出不穷，老是跟踪学技术与知识，只能是知识型、技能型人才而成就不了创造型伟大科学家与发明家；其十二，科技与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各类专门人才，既要大学者与发明家，也需要技能型与实践型人才，敬业、团队与创新精神是社会的职业根基。
本观点的辩论
这一观点中的重点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可能并未高于西方，尽管中国人有不少发明创造，但中国可能仍然落后于西方，因为中国以实用技术为主，缺乏科学论证与抽象化的理论研究。”这里涉及到一个科学的概念与定义问题，如果把发现事实发现客观规律作为科学的话，那么中国古代那一项科技发明不是在发现事实与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获得发明的呢？但如果以近现代系统的物理、化学、数学等知识作为科学，以此苛求中国古代人的话，17世纪以前的西方人岂不更无科学可言？总不能仅因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发现人们的思维方式本能而总结出了逻辑学，就要说自古以来中国人连逻辑思维都不会了？更何况李约瑟原问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其前提里面根本没有提到有”科学“两字。最后，这一观点中还是矛盾地说到文艺复兴运动之前”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区也未能在同时代独立产生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显然也是觉得自己的这一观点在逻辑上是立不住脚的。实际上，如果照这一观点再推论下去，归根究底只能进一步说明了自元代和明代以后的中国人的智力会突然已经不如西方人而已，而显然这是很荒谬的说法。
小农经济影响和冒险精神的缺乏
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
李约瑟研究中国以前人多地少，却认为人口少，所以各个王朝建立的一个首要任务是鼓励生育；而西欧人少地多，他们却认为生活的空间狭小，要向外扩张，这个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
一、资源因素。中国多山少地，半干旱气候的生态约束促使中国发展了节省能源、消耗劳力的农业技术，而非扩张资源、节省劳力的牧农技术，导致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治乱循环，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
二、文化因素。从文化竞争模型可以看到：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
三、系统复杂性因素。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稳定的环境，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单一文化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种文明冲突演化的结果。中国面临单一小农经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恶化，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
本观点的辩论：
本观点的重点在于认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一是小农经济导致的社会分工的不足，二是中国人缺乏冒险精神。首先，西方历史是从西欧庄园制经济发展过来的，而西欧庄园制经济是一个更封闭、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式，一个庄园内各种物品生产几乎无所不包，自给自足的程度达到极致，这也是西欧中世纪自罗马帝国后具有商品交换、商品经济功能的城市极端没落的根本原因，但这也没有影响西欧最终走向科学技术的进步。其次，西方历史上富于冒险探索精神的民族和国家很多，特别是西班牙还发现了新大陆，但西班牙也并没有因此成为科学技术的强国。
实际上，西欧之所以在近代科学技术能够领先，首先在于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其次在于民主制度在各国的建立。重点在于基督教新教对天主教的反权威意识、自主自由的意识培养了近代西方人的民主思想意识。所以科学技术的进步主要不在物而在于人的思想意识。
科学技术是在否定之否定中进步的，此即成人之所以区别于少儿的辩证逻辑思维过程。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要进步，具有反权威的勇气与思想意识是最重要的。但儒家从思想上提倡和维护等级制度，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等学霸作风，东亚知识分子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既盲目追求“面子”、等级身份，不愿意承认学术错误，又盲目崇信权威，这就使得中国人在近代乃至现代科学技术上难以进步的根本原因。当然，反权威的勇气与思想意识的建立是要有民主制度进行维护与建立的，民主制度的建立相对于民主意识的形成又是一个互相促进的关系。
中国的古代文明灿烂辉煌，有技术上的成就“四大发明”。中华民族早在西方科学昌盛之前就有极其卓越的科学成就，15世纪之前，中国的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遥遥领先于当时的西方文明。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认为：“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对此，李约瑟有一些自己的观点，但李约瑟这些观点还不足以说明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因为在这些原因在近现代都被解除了以后，中国人仍然没能在中国土地上某方面获得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度的科学成就。比如说在中国科举制度废除已近百年、西方发现发明自然科学文化知识早已大规模普及并为众人所接受、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可说与西方人已别无二致，但即使如此也没发生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应有的速度发展，那怕是某一方面由此而有突出表现的状况也没有做到。特别是诺贝尔科学奖截止如今已经有六位华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但却没有一人为中国本土华人，这不能不令人深思。詹克明教授在分析中国未获诺贝尔奖的原因也谈到这一问题。（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后2015年10月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认为，中国科学家与外国科学家从素质上比，差距并不明显，差距大的是他所处的科学环境。移居美国的华人科学家杨振宁等获诺贝尔奖就是证明。由此可见，之所以“境内为枳，过海为橘”，中国迄今与诺贝尔奖无缘，主因是国内的科学土壤与科学环境。
中西方历史的分际
中国13世纪初是处于南宋（公元1127年－公元1279年）时期，中国在北宋和特别是南宋时期已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百分之四十以上，特别是南宋时期朝廷偏安一隅为了生存，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鼓励经济贸易发展来维持国家的税收收入，这样也就使得国家工商业空前发展。工商业的发展致使南宋社会分工更加细致，贫富差别加大。在政治上一方面表现为民众为追求工商业发展特别是相关技术的发展，需要一种更加自由开放的、更加宽松倡明的社会环境，要求封建统治者在保护封建土地制度的同时也能够保护工商业者的社会利益；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社会关系愈来愈向商贸化金钱化方向发展，私欲膨胀、只认利益而轻视道德规范，特别是缺乏对封建道德意识和国家民族意识的认同，从而造成社会混乱，特别是造成了宋朝普通民众、军队的爱国热情严重低下。当时的状况使社会发展走到了一个政治上的十字路口，要不国家政治通过一定程度上打破封建专制而使社会制度更加清明民主，要不就为了巩固封建专制更进一步地加强对民众的政治思想统治。
遗憾的是：当时的国家政治终究还是走向了反动的一面，自南宋统治朝廷稍微稳固以后，宋高宗就开始大肆迫害功臣，通过秦桧等一帮人杀害了岳飞、去除剥夺了戍边大将的军事政治权力，不但使国家统一大业功败垂成，更使得封建统治专制制度得以进一步加强。封建专权的形成使得民众自由意志不能得以伸展，其反作用的抑制力使得民众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意识更加低下，社会思想道德意识更加趋于混乱，对社会秩序形成了更大的破坏性。在这种状况下为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理家学派根据孟子人性本善的思想，以让人们回归所谓“善的本性”，也就是回归人们愚昧混沌的幼儿时状态为目标，以消除人们在成长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企望、愿望为理论上的手段，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提倡“天人合一”的“中庸之道”的理论思想。“中庸之道”表面上看好似是很合乎情理，但这一“中庸之道”在集权制度下的实际社会效果却只是导致了只认“天”不认“人”，道理逻辑归于权位，只认君父不认平等权益的“三纲五常”制度。自此以后，儒家学说一反前朝历代只限于道德说教的范畴，在礼仪甚至从法律规范上对上至士绅下至普通百姓的思想行为，实施强行的灌输与限止，从而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维思想，扼杀了社会的创造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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