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静夜》原文及赏析（静夜讲了什么）

郭沫若的一生，是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一生。他勤于探索，勇于创新，博学多才，笔耕不止，是我国著名作家、诗人、戏剧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他在每一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都是许多人一生梦想实现的目标。以下是小编整理的静夜郭沫若原文及赏析，欢迎阅读。

一、原文

《静夜》

月光淡淡，

笼罩着村外的松林。

白云团团，

漏出了几点疏星。

天河何处？

远远的海雾模糊。

怕会有鲛人在岸，

对月流珠？

二、《静夜》创作背景

《静夜》选自诗人第二部诗集《星空》。《星空》写于五四以后诗人最苦闷的时期。当时诗人正在日本留学，其间诗人于1921年4月和次年暑期两度回国。面对当时中国的现实，诗人感到失望和痛苦，他痛恨黑暗的现实，向往光明的未来。但五四时期那种勇猛的反抗精神和烈火般的热情已经消退，有的只是“潮退后的一些微波，或甚至是死寂”（郭沫若语）。所以，在《星空》中，诗人流露出较浓重的失望和悲愁情绪，虽然表现了要求奋飞、新生和自由的愿望，但另一方面又包含了逃避现实、独善其身的消极情绪。这是《星空》给人的整体阅读印象。解读《静夜》时必须联系上述具体的时代背景。

三、《静夜》诗歌解读

这首小诗共两节。

第一节，写人间的月色和晚景。这是诗人站在地上写景。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淡淡的月色，笼罩着村外的那一片松树；天上团团白云之间，隐隐约约露出了几颗星星。短短四句，描绘了一幅极其宁静、美好的月夜晚景图，把人带进一个超现实的梦的世界。这为诗人下面展开联想营造了氛围。

第二节，写天上鲛人的故事。诗人展开想像的翅膀，飞向那茫茫的星空，描述了一个凄婉的故事。诗人抬眼看到的是一条海雾蒙蒙的天河，由这令古今多少人引发无穷联想的天河，诗人又想到了传说故事。可诗人这一次所写的不再是牛郎织女，而是传说中的鲛人。牛郎织女的故事可能家喻户晓，鲛人流珠的传说人们也许就比较陌生。面对茫茫的天河，诗人并不能真正看见什么，只是凭想像，猜测会有鲛人在岸，对月流珠。这是一个非常凄美的场面。在这月华满天的时刻，诗人想到天上的鲛人对月流珠，其实是诗人自己在对月深思。诗人此时的哀伤、无奈、惆怅，在这样凄清的月色之下，化作了诗行，这也可视为诗人的“流珠”吧。

这首小诗，写于诗人留学日本时期，其中包含了个人对于时代的失望情绪，也隐隐流露出对于祖国、家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诗歌写得清幽、典雅，有着古典诗词的意境和韵味，如一首小夜曲，流过人们的心田，给人美的享受。

四、关于郭沫若的故事

1928年2月的一天，上海码头像往常一样喧闹，一艘前往日本的轮船在黄浦江边等候着一位特殊客人。

郭沫若，因出版诗集《女神》而享誉文坛。此时，他正面临着生平最危险的时刻。一篇讨伐蒋介*的檄文使他遭到南京国*政府的通缉，即将开始流亡生涯。

纵观郭沫若的一生，他的热情为激荡的时代而燃烧。他是一位时代造就的诗人。

1919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了，这场由学生发起的运动使处于政治乱象之中、气氛苦闷的中国感受到新生力量的萌动。

应该说，那是一个催生了许多天才和杰作的伟大时代：旧思想和旧文学的束缚被挣脱，新思想和新文学正在被建立起来。

郭沫若正是这时初登文坛，这一年，在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上，人们看到了这样一些诗作：《天狗》、《地球，我的母亲》、《凤凰涅槃》。

苏叔阳（作家）：在一片沉闷的、陈旧的旧诗文中，突然出现这样的诗作，你绝对得承认它是诗，你没办法说它不是诗，但你又从未接触过，在中国诗的温柔的传统里没有过这样的诗。

此时的郭沫若正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攻读医学学位。他原名为郭开贞，“沫若”这个名字来自他四川老家的沫水与若水。从1919年到1920年，是他新诗创作的爆发期。

蔡震（郭沫若研究会会长）：他主张绝对的自由，他不要受任何束缚。他的诗是对古典诗歌传统彻底的反叛，这跟他的性格有关系。

郭沫若曾自我调侃说：我出生时是脚先下地，这大约是我一生成为反叛者的第一步。

1892年，他出生在四川乐山一户半农半商的殷实人家。在成长过程中，他亲眼目睹了中国这个古老的封建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迈出的艰难步伐。

他曾和同学怀着雀跃的心情迎来辛亥革命，然而想象中的整个社会彻底改变并没有发生，从官场到学堂，依旧笼罩在陈腐的空气中。

郭平英（郭沫若纪念馆馆长）：当时他的年轻同学中有很多出色青年，都对社会未发生实质变革感到失望，他们迫切希望走出四川，到外面的世界去。

1914年，22岁的郭沫若飘洋过海，前往日本求学。

第一次踏上这片陌生国土时，他处处感到新奇，他恍惚中误把满街的木屐声当作马蹄声。

此时的日本正处在明治维新后社会快速发展阶段，满眼所见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蔡震：明治维新后几十年的时间，日本发生巨大变化，这种强烈的对比，更让人感到当时中国保守落后的现实。

和那时大多数留洋青年一样，郭沫若怀着科学救国的志向选择了医科。

然而，在日本文化开放的氛围中，他对文学的热爱被唤醒，一种从内心爆发的力量驱使他拿起了笔。

郭沫若梦想成为歌德。歌德是18世纪的德国诗人、剧作家和思想家，他的作品以反映人内心感情的冲突和奋进精神而著称。

蔡震：日本大正年间文化主义思潮兴起，思潮的核心是注重人的精神世界，郭沫若在留学时有更多的感受。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上，在中国代表没有出席的情况下，青岛作为原德国的殖民地被判交给日本，这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索。

郭沫若此时和几个同学组织了爱国社团，将日本各种报章杂志侵略中国的言论和资料搜集起来，译成中文向国内的学校、报馆投寄。另一方面，他的创作欲望像暴风一样鼓荡起来。

郭平英：他讲在写《凤凰涅槃》时，几乎全身在战抖，如果不把这些诗句写下去，内心的这种热情就要爆炸。

毁灭和创造是郭沫若这一时期创作的基本主题，这充分体现于他的长诗《凤凰涅槃》。在诗中，现实的世界已经变得陈旧腐朽，四周“冰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成了“脓血污秽着的屠场”、“悲哀充塞着的囚牢”、“群鬼叫号着的坟墓”、“群魔跳梁着的地狱”，连凤凰也失去了年轻时的美好，它集香木而自焚，最后，在烈火中获得新生。

苏叔阳：可以想象这种渴望祖国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强烈愿望，这种喊声像要撕破胸膛一样。

他渴望一个古老的中国重新焕发活力，也渴望新一代的中国青年获得个性解放，塑造自己的灵魂。

张恩和（文学评论家）：封建专制社会里没有个人价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都在这样一种关系里，没有个性的东西。

蔡震：郭沫若在一篇文章里写道：要有优美纯洁的个人，才有优美纯洁的社会。要改变人的精神面貌，才能真正改变社会。

在郭沫若的许多诗歌中，我们能鲜明地感受到一个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自我形象，他不甘心做社会和他人的奴隶，他再也没有旧青年那样萎靡的气息，这样的自我和太阳、大海、山川乃至整个宇宙融为了一体。

蔡震：他很多诗都是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世界，但他绝不是一个象牙塔里的诗人，只局限在自己那个小的情感天地里，他写的那个我是一个要开辟洪荒的大我，是天狗那样抒情形象的自我。

苏叔阳：“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日来吞了，我把月来吞了，我把一切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就是我了。”非常豪迈，这种气魄超越前人。

1921年，郭沫若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好友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田汉等人在东京成立了创造社。

在后来出版的《创造月刊》的发刊词中，郭沫若这样写道：我们是不甘于这样缺陷充满的人生，我们是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

以创造社的名义，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出版，闻一多曾经评价说：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新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的时代的精神。

孙玉石（文学评论家）：当时从评论上、从课堂上，青年人非常喜欢这本诗集，大家都在背诵、传诵，产生了很大影响，出现一股女神热。

就在郭沫若创作这些诗歌并引起国内的强烈反响时，田汉从东京赶到福冈来拜会他，这位激扬文字的诗人所过的生活却大大出乎客人的意料。

“他来的时候正逢我的第二个儿子博孙诞生后才满三天，我因为没钱请用人，一切家中的杂务是自己在动手，他看见了我那个情形似乎感受着很大的失望。”

事实上，在异国求学的几年，郭沫若一直处于经济上的困顿之中，他曾把自己的诗称为“在痛苦的人生的负担之下所榨出来的一种幻想”。“由葡萄中榨出葡萄酒，有人讴歌它是忘忧之剂，有人又会诅咒它是腐性之媒，但只有葡萄自己才晓得那是它自己的惨淡的血液。”

1923年，郭沫若取得医学学位，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到中国。随后，他在江苏、浙江一带做社会实践调查，了解到处于军阀混战之中的中国离乱景象。

蔡震：因为看到了中国社会现实，他说在大多数人还没有得到个性解放，没有得到自由的时候，少数人主张个性、主张自由，那是一种健忘。他说，下面的路，我要为大众人请命了。

1926年，郭沫若参加了北伐军。短短几个月他屡获升迁，成为国*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受到蒋介*的重用。但是不久后发生的事情使他感到震惊。亲眼目睹了一场屠杀，就是国*党右翼控制的军事力量借助地方上的反动势力来屠杀工农。

很快，郭沫若写出了揭示蒋介*反动面目的檄文《试看今日之蒋介*》，于是国*政府对他发出了通缉令。

政治恐吓并没有使他改变信念，他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最终不得不在1928年再次东渡日本。

1937年，郭沫若此时在日本已经流亡了十年。

创造社早已被国*党封杀，为了维持生计，他主要从事译稿、学术研究等，他一家人的住所与东京一江之隔。

郭志鸿（郭沫若之子）：河堤的樱花烂漫，非常美丽，东京的人都来看樱花。我家是农家似的屋，小小的，前面就是稻田，像是世外桃源。

这段时间，他远离革命的喧嚣，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甲骨文，并成了知名的学者。

蔡震：他安贫乐道，跟国内的联系少了些，文学方面的活动也较少，曾有朋友担心他会石化了。

然而作为一个曾在中国叱咤风云的诗人和革命者，他的生活也一直处于日本宪兵的监视之中。

郭平英：那些宪兵完全无视最起码的礼节，穿着皮靴在他屋子里跺来跺去，随便翻他的书、文稿。他外出也有宪兵尾随其后，后来郭沫若索性，既然甩不掉，替我拿书包好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炮火震惊中外，郭沫若在家中苦苦思虑十几日，他在文章中写道：“国族临到了垂危的时候了，谁还能安闲地专顾自己一身一家的安全？”

蔡震：在郭沫若的精神世界里有一种很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这是他精神个性里很突出的特点。

7月25日清晨，写好给妻子和孩子的留言，郭沫若悄然离家。这天傍晚，他登上开往上海的轮船。

“我自己现在所走的路，我相信正是唯一的生路。”沉寂已久的诗人选择回到战火纷飞的故土，和手足同胞站在一起为抗战奔走、呐喊。

蔡震：可用“毁家纾难”这四个字形容他做出的选择，他内心所经受的煎熬，所产生的创痛，局外人恐怕很难完全理解，他也不为外人道。

1937年7月27日，郭沫若在上海码头登陆，他的归国引起轰动。

在周恩来劝说下，郭沫若出任国*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为抗战做宣传工作，在他的周围聚集了很多知名文化人士。三厅及其分派各地的演剧队等抗日文艺团体最盛时有两千多人，聚集的名流不下百人，“名流内阁”的雅号由此而来。

张恩和：有的人就在底下当个科长，甚至当个科员。大家不讲什么身份，我就是来抗战的，我愿意在郭沫若手下干。

重庆，战时的陪都。1938年，郭沫若辗转来到这里。为了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他每年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居住在歌乐山脚下一处乡间大院。

1941年，郭沫若迎来50岁的生日，重庆、延安、桂林、香港等地举行了庆祝郭沫若50寿辰和创作25周年的活动。

周恩来在报上发表文章说：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

而此时的郭沫若也迎来自己文学创作上的另一个高峰。

郭平英：郭沫若的社会活动相当多，朋友聚会、文化活动、政治活动，白天没有时间写作，只能利用晚上。七天就把一部历史剧完成，写作时把钢笔尖都写断了。

这部使郭沫若激情再次喷发的作品便是话剧《屈原》。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遭到国***的伏击，抗战刚开始时不分阶级、不分阵营一致对外的形势发生改变。用郭沫若自己的话说，他是“把时代的愤怒复活到屈原的时代里去了”。

1942年1月1日夜，郭沫若为《屈原》剧本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他说：“自己的脑子就像水池开了闸一样，只是不断地涌出，涌到了平静为止。”

张恩和：他说，自己小的可以萃于一身，放开来就可以泛滥乎宇宙，这是他讲自己的诗的，他的历史剧也是这样，是一种自我的呼声，也是一种整个宇宙、整个时代的呼声。

这部剧作于1942年4月上演，主角、配角均由当时第一流的名演员担任。

全剧的高潮是一段长达两千多字的独白《雷电颂》。

屈原因被陷害，囚禁在东皇太一庙，这时狂风咆哮，电闪雷鸣，面对这黑暗的世界，他想到祖国就要沦亡，愤怒的心情燃烧到了极点：风！你咆哮吧！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了 ……

在排演中，郭沫若曾亲自为演员金山朗诵这段《雷电颂》。

苏叔阳：郭沫若读到那儿时是声泪俱下，所以金山才学了郭老那时有些嘶哑的压抑的感觉，眼泪和感情都压抑在内心里，在内心转几个弯再出来，然后再爆发，大概是绝唱了，没有人能够赶上他们。

据说一次演出中，当金山在舞台上朗颂《雷电颂》时，剧场外突然雷电交加，下起大雨。此时，剧场内外雷声电闪连在一起，金山的表演更加激昂，观众呼声一片。《屈原》创造了话剧史上一次罕见的演出盛况，可谓观者如潮、万人空巷。

郭平英：那时一部戏演完，要三四个小时。如果是从嘉陵江对岸过来看戏的人，七点多钟开始看戏，四个小时下来就没船回家了，所以他们带着铺盖卷儿进城来看，看完戏就在街头留宿。

一些兴奋的观众索性在剧院坐到天亮，和演员们交流观后感，讨论剧情。

一时间，重庆的街头巷尾到处响彻了《雷电颂》里“烧毁了吧！”“爆炸了吧！”的声音。

苏叔阳：藏在你内心无法说出来，很压抑、很沉闷。他的诗一捅，借机会释放，它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蔡震：因为它表达的是反对专制独裁，反对投降分裂，有很强的现实性。

抗战时期，郭沫若的多部历史剧相继问世，带来巨大反响。

毛泽东曾书信郭沫若：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祝。

张恩和：郭沫若始终是一个诗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一个情感迸发的诗人。有人说他是一个青春型诗人，就是到老他也始终有那种青春的东西。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出任过全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等学术职务。1978年，他逝世于北京，享年86岁。

作为一位孜孜不倦的作家，他的一生写过诗、戏剧、小说、杂文和政论等，并翻译了大量西方经典著作。他那些激荡着青春情怀的诗篇和抗战背景下所创作的历史剧最为人所难忘，它们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更将永远传递着那个时代的精神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