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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独自回到南京,去找以前那间房子,房东尚未将它租出去,我恳求他让我呆一晚。
凌一尧离开时将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一些被遗弃的生活用品被整整齐齐地摆在角落里,蓝色的毛巾牙刷杯子都是我的,红色的都是她的;床头靠背还贴着当初我从新袜子包装上面撕下来的标签,她总是因此而数落我“幼稚”;台灯罩上有她用唇彩画的卡通脸,咧着嘴,没心没肺地笑着。
没有被褥,我只能裹着衣服躺在硬床板上,开着电视睡觉。
我总是迷迷糊糊地听见她的声音,每次都猛然惊醒,却发现只是电视的声音。我真希望我所经历的只是一个噩梦,真希望我醒来时看见她正在阳台晾晒衣裳,黄昏余晖映出她可爱的身体轮廓,或者她忽然推门进来,手里提着的塑料袋还贴着超市的标签。可是她已经走了,不会再出现了。
第二天上午,我独自站在镜子前洗漱,将红色和蓝色的牙刷放在一个杯子里,然后带上房门离开。
那天我重新踏上前往乌鲁木齐的火车,从此孑然一身,无牵无挂,这个躯体是行尸走肉,这颗心不再属于凌一尧,而这条命我敬老天爷。
回到戈壁滩,别人问我事情处理得怎样,我嘿嘿地笑着说一切妥当,一副无比幸福的模样。
我不是可怜虫,我不需要博取所谓的怜悯,我已经丢了灵魂,但尖牙与利齿还在,我可以参与残酷的争夺。
我变成工地上脾气最古怪的人,工作时精力充沛,休息时嘻嘻哈哈,但监理都对我敬而远之,因为我一会儿像哈巴狗一样对他们点头哈腰叫爷爷,一会儿像疯狗一样对他们凶相毕露,甚至趁着酒劲追打吹毛求疵的小监理。
合伙人经常数落我,却又纵容着我,因为他们不方便与别人翻脸,他们需要我这样的疯狗。
只是,一闲下来,我就开始发呆。同事开玩笑说,我是“墙角里的一根打狗棒”。
我们经常会请业主或者质监站之类的人吃饭,我每次都咋咋呼呼,哗众取宠地说着各种庸俗的荤段子,然后拿出同归于尽的架势来喝酒,一杯接一杯地死磕。所有人都夸我海量,年轻有为,前途不可估限,但我知道,酒场和官场都是谎言的集散地。
我蹲在一望无垠的戈壁滩上吐,然后趴在地上哭,旁边的同事都开心地笑,所有人都知道我酒劲上来就会哭,却没人知道我到底在哭什么。
那几个月里,我与她完全没有联系,似乎这辈子都老死不相往来。我在遥远的新疆数着每一次日升月落,期待将她遗忘的那天,可是一旦每次喝得酩酊大醉,每次从噩梦中惊醒,我都会疯狂地想念那个熟悉的名字。
可是酒醒之后,站至人前,我还得每天强颜欢笑,听别人讲我酒后的失态模样有多么傻逼多么傻逼多么傻逼,然后我和他们一起笑得直抹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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