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人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

　　他这一生如同浴一回月光，落两肩花瓣，踏一回轻雪，活着，走着，看着，欣喜着，却没有患得患失的心情。

喜欢汪曾祺，是从读到这段话开始的。

“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场。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我想起古龙那句，“一个人如果走投无路，心一窄想寻短见，就放他去菜市场。”

菜市场，也是我最爱去的地方。看着一堆堆新鲜的萝卜白菜，看着那摆满货架的各种调料，心理有莫名的舒服感。

熙熙攘攘，人来人往，吆喝叫卖，讨价还价，孩子们跑来跑去，所有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流淌出动人的交响乐。

真正的生活是热腾腾的，有温度的，有色彩的，而不是冰冷的，苍白的。

读过汪曾祺的散文和小说，才发现他是作家里面的美食家，美食家里的生活哲学家，是真正懂生活，有滋味的人。

北京作家凹凸也说，“我爱读汪曾祺到了这般情形：长官不待见我的时候，读两页汪曾祺，便感到人家待见不待见有屁用；辣妻欺我的时候，读两页汪曾祺，便心地释然，任性由他。”

汪曾祺就有这样的魅力。

汪曾祺的可贵之处在于，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始终对生活都保有一种热忱和洒脱，这不是普通人所能达到的境界。

他在昆明待了七年，先在西南联大读中文，读到一半因外语不好，不能随军去往越南当翻译员，于是被迫肄业，在昆明乡下一个同学办的学校当老师。

在昆明的生活，常受日军轰炸，动不动跑警报，动不动死人，动不动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断炊。

但在汪曾祺眼中这样骇人的灰色场景，成了另一番风趣的景象。

跑警报成了谈恋爱的好时机，因为这个时候女同学乐于被人照顾，男同学也正好献殷情，又隐隐有那么一丝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湖不同。

昆明多雨，许多人恼得不行。他心里却爱极了这雨，形容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

时常赞叹，在昆明见了长得最好的茶花，吃了最好吃的牛肉，好吃的米线可救失恋的痛苦，自己还研究了一堆云南菜的做法，写到文里，读文的人读到饿了，能转身进个厨房依葫芦画瓢的做出来。

他在联大读书，除了中文，写作好之外，数学和英文都极差，还有得过零分的时候。

联大老师对于他的态度成了两边倒的姿态，中文老师护他，其他科目的老师表明态度的厌烦他。

他不管，觉得内心爱不起来的就不要勉强，任由不喜欢的科目成绩败坏下去。

但热爱读书，就爱到了骨子里，整日逃课去泡茶馆，去翠湖图书馆，去坟地看书，乃至看完了一整座图书馆的书。他说：“人总要呆在一种什么东西里，沉溺其中。苟有所得，才能证实自己的存在，切实地掂出自己的价值。人总要有点东西，活着才有意义。人总要把自己生命的精华都调动出来，倾力一搏，像干将、莫邪一样，把自己炼进自己的剑里，这，才叫活着。”

后来，他被下放到农村，起猪圈，刨冻粪，背粮食，看书写字画画的手成了种地的手，经常累得一句话说不出来。

1960年，他被摘掉右派的帽子，城里的却没有愿意接收他的单位，只能继续种地。

那浩劫的年头，中国文人走的走，死的死，留下来的，大多也心灵有了裂痕。汪曾祺靠着爱着点什么，磨练自己的念头保全了自己的天真，热情。

他说，“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不管走到哪一步，他都不允许自己愁眉苦脸，总想办法找点乐子。

在喷洒农药的过程中，他发现 “波尔多液”是很好看的天蓝色。在坝上工作时，他采到一个大蘑菇，为能带回北京给家人做一碗汤而高兴不已。

在孤寒的马铃薯研究站，他觉得日子过得很悠闲，没有人管，也不需要开会，简直如神仙一般自在。

早上起来，到马铃薯地掐一把花、几只叶子，回到屋里，插在玻璃杯上，开始对着画。

到了晚上，就尽情读书。

一个人在困境中仍然能认真地对待生活，抵御生命中的黑暗，不悲不喜，不怨不怒，那才是真性情，那才是真人格。

汪曾祺生于江苏高邮，3岁时母亲杨氏因肺病去世，两年后父亲汪菊生再婚，5岁的他有了第一个继母张氏，张氏待他极好，弥补了他缺失的母爱。

这样温暖的日子持续到高二，继母也因病去世。

他又迎来了第三位母亲任氏，他与这位母亲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少，但依然对这位母亲十分尊重。

一个家几十年间聚散离合，他内心不觉得有任何芥蒂悲戚，心里只记得每位母亲的好，家的形象在他心中是永恒的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他说，“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它。我希望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因为曾被温柔的人对待，深深了解那种被温柔对待的感觉。”

温柔是他的人，温柔也是他的笔墨。他的笔墨，亦有同样温柔敦厚的老师，沈从文的影响。

沈从文曾对他说过两句话，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

因为小说是写人物的。人物是主要的，先行的。

作者要爱所写的人物，要具有充满人道主义的温情，要有带抒情意味的同情心，与人物站在一个平台，用自己的心贴近人物的心，以人物哀乐为自己的哀乐。

另外一句话是“千万不要冷嘲”。这是对生活的态度，也是写作的态度。

沈先生教导汪曾祺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即使在严酷的现实的面前，也不能觉得“世事一无可取，也一无可为”。

汪曾祺笔下的“小人物们”多身处社会最底层，来自各行各业。

如早起工作的戴车匠，做老式银器的侯银匠以及他十七岁就挑起婆家生活重担的女儿侯菊，接生的陈小手，做豆腐干的连万顺，孵鸡养鸭的余老五与陆鸭等等。

这些人起着普通的接地气儿的名字，是最真实的芸芸众生。

“红黄蓝白黑，酸甜苦辣咸。每个人都带着一生的历史，半个月的哀乐，在街上走。”

吃着糙米饭，喝着粗叶茶，谈论着家长里短，凭着自己的双手为生活的柴米油盐奔波劳碌。

在日复一日的琐碎生活中，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有着“山家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的岁朝清供之心。

他曾在《闹事闲民》中描写过一个淡泊无为的“活庄子”。这是一个在独居的老人，外界的风云变幻，好像都与他无关。

虽然身在闹市，却在内心修篱筑菊，每天吃着简单重复的食物，带着笑意，用孩子一样天真的眼睛，静静看着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

在这个“闲民”身上汪曾祺似乎找到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清心寡欲，顺应生命，通透达观，天真自然。

人生最奢侈的莫过于，不论长到什么年纪，都有一颗童心。

全家老少都称他“老头儿”，老婆施松卿这么叫，三个儿女这么叫，连小孙女和外孙女也这么叫。

他认为：“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

“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他们的未来，都应该由他们自己来设计。

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汪曾祺有些驼背，姐妹俩经常会拍拍他的背，喝道：“站直！”他就顺从地勉力把双肩向后扳扳，然后微闭着眼睛，享受着她们的捶捶打打。

有些来过他们家的人羡慕地说：“你们家气氛真好。”

有的年轻作家或是编辑到家里来，由于不熟识，见到汪曾祺很拘谨，姐妹俩就安慰他们：“别怕，他在家里最没地位了，我们都欺负他！”

汪曾祺良好的家庭关系，源自于其父亲良好的家风。

其父汪菊生是个很随和的人，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

汪曾祺的姐妹称父亲是“孩子头”。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们疯玩，与孩子们一起放风筝，在田间奔跑，做西瓜灯。

汪曾祺十七岁初恋，暑假时，在家写情书，父亲在一旁瞎出主意。

十几岁他学会了抽烟喝酒，父亲喝酒便给他也倒上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父亲一根，汪曾祺一根。

汪曾祺自己儿子的恋爱，他也采取“闻而不问”的态度。了解，但不干涉，完全相信孩子的选择。

儿子有一年把一个正受林彪迫害的黑户带到家里来。儿子惹了这么个麻烦，他忍不住责备儿子，责备完又立刻明白过来，儿子是对的，自己是错的，自己对儿子和同学之间的义气缺乏理解和尊重。

于是立马道歉，让儿子同学在家里住了四十多天。

汪曾祺所倡导的亲子关系是父母与子女以平等的姿态相处，带点儿童心童趣，有点儿幽默感，最终形成多年父子成兄弟的状态。

汪曾祺还是一位慢生活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有一双超越功利的眼睛，有一份超越常人的耐心。

他从自然中寻找到美，寻找生命性情的自由表达，他写的花草既不名贵，也不稀奇。只是平常的荷花、茶花、鸡冠花，甚至狗尾巴草。

只有极度热爱生命的人，才能对生活有最细微的体察，才能在微小而饱满的事物中，获得底气和生活的哲理。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因病去世。

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哎，出院后第一件事，就是喝他一杯晶明透亮的龙井茶！”

他这一生如同浴一回月光，落两肩花瓣，踏一回轻雪，活着，走着，看着，欣喜着，却没有患得患失的心情。

从他的文中，或可提炼出“人活得自在”的五种姿态：

第一种：如栀子花般不在乎的姿态。

“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第二种：学会细细品尝各种滋味，才不枉此生，才不至于失去希望后就绝望。

“一个人的口味嘛，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

第三种：人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

“爱，是一件非专业的事情，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充盈。业余的，爱着。”

第四种：要用积极态度对抗一切悲哀，懂得欢欢喜喜面对一切。

“葡萄，每个月都改变自己的模样适应气候。因为无论如今气候如何，来年它都得欢欢喜喜地发芽。”

第五种：在闹市中习静，内心安定。

“你的心最好不是招摇的枝柯，而是静默的根系，深藏在地下，不为尘世的一切所鼓惑，只追求自身的简单和丰富。”

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儿，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读一读汪曾祺的作品。

他一生所写都在缓缓地告诉世界，人这一生，活得是个烟火气。

客栈笔记：“在黑白里温柔地爱彩色，在彩色里朝圣黑白。”这是汪曾祺先生在《人间草木》中所说过的一句话。到今天，汪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先生远去，但是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却永远熠熠生辉，他的文字，饱含着急躁和热烈归于平静之后的淡雅和隽美，给人一种静穆的幸福感。第一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想先生一定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心中充满了乐观向上的情怀。在黑暗里不曾彷徨，不曾迷茫，温暖的爱着彩色，在彩色里也不曾过度地放纵自我而是朝圣着黑白曾经给予你的感悟与成长。无论所处境地如何，我自岿然不动，心中永远向阳，如此，便可随遇而安。